黄霖：从20世纪80年代走来 ——略谈我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下）
正是在这样一个难得的大好时代，我在小说研究方面主要做了两方面的工作：一是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文献整理与研究，二是以《金瓶梅》研究为重心的一些古代小说的研究。
黄霖先生
如前所述，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批评的文献整理与研究实际上是单位安排给我的集体任务。当时对集体任务谁都没有什么想法，只认为是领导对自己的信任。当时王先生交代我的任务是写《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文字。怎么写？当时我可以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找几个代表性的小说批评家如李贽、金圣叹、毛宗岗、脂砚斋等集中研究一下，写几章，也可应付。当时差不多同时问世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大都就采取这种写法。这条路比较简便，前人也有或多或少的一些研究成果可借鉴。但我觉得这样做不彻底，学问必须从头做起，要全面地搜集第一手的原始资料。于是我从先秦诸子、到历代史书、笔记、文集，再到各类小说、近代期刊等，全面地进行搜罗。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复印条件，要拍几张照片也不容易，基本上都靠手抄，但经过了几年的辛苦，大致完成了收罗与整理中国古代小说批评资料的基础工作，从中选编了200馀篇文字，在老同学韩同文的帮助下，逐一加以注释与说明，出版了《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上下册（1982，1985）。这两本书的完成，保证了自己顺利地撰写了《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的小说批评文字，为中国小说批评作了一次大致完整的史的构建，也为当时方兴未艾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在资料上奠定了基础，继而出版的中国小说批评史著作所用的材料，基本上都不出于此。
《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黄霖、韩同文选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在整理小说批评史的资料与编史过程中，深感到不能简单地将一些资料顺手拿来空谈一套就了事，而必须对这些过去所忽略的人和书的基本情况作一番研究与探索后才下手。由于小说批评围绕着《水浒传》的问题最多，其中金圣叹的成就又最大，所以我最先下工夫的就是金圣叹与《水浒传》。阅读了当时能读到的所有金圣叹的有关文字，对各本《水浒》的来龙去脉也作了考察，写了若干有关的论文，但都没有深入下去，因我的这些研究都是为写批评史服务的，不想在岔道上走得太远。就在这基础上，完成了我的有关批评史的写作任务。总之，我的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始终是立足在基本文献的基础之上，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我写的许多有关小说的文字，特别是一些考证性的文字，其实大都是围绕着我的本行中国小说批评史的。
《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黄霖主编，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
搞小说理论批评既离不开基础文献，也离不开小说文本。对小说文本的研究中，化的工夫最多的当然是《金瓶梅》了，以致后来不少人只知我搞《金瓶梅》而不知我主要搞小说批评，搞文学批评史了。我之所以在《金瓶梅》方面化了较多的工夫，是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本来，我没有读过《金瓶梅》的任何一种本子的全本。在大学时，只是翻过《世界文库》本中的几回文字，也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到写批评史时，为了写有关《金瓶梅》的小说批评，就必须看崇祯本与张竹坡本，特别是张竹坡本。当时崇祯本一时难以看到，而张竹坡本在上海还是比较多的，就翻阅了康熙乙亥本、在兹堂本、皋鹤草堂本、四大奇书本、影松轩本、嘉庆间刊本、钟情传本及民国年间的石印本，一时间自以为张评本差不多就是这些了，就匆匆忙忙地写了篇论文，就对不同版本有无回评等问题作了分析，殊不知学问真是无止境，后来王汝梅先生等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了很可能是初刊本的本衙藏板本，使张评本的一系列问题迎刃而解。在张竹坡其人的研究上，也有一件遗憾的事，开始在大家对张竹坡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我在《晚晴簃诗话》、《徐州诗征》、《续徐州诗征》等材料中发现了张竹坡生平的一些材料，从中确知张氏家谱及张竹坡诗草当还存世（《张竹坡及其〈金瓶梅〉评本》，1985年7月，复旦大学出版社《中国古典文学丛考》第一辑）。为此，也曾写信到徐州铜山县的有关部门询问有关线索。在没有回答的情况下，很想去徐州实地调查，但限于当时经济条件，终于未能成行，只能在文章中呼吁人们关注此事：“张先生（按：指编《续徐州诗征》的张伯英先生）的后裔已散落四方，老家铜山县三堡公社榆庄村已无后人。有人说，张先生的子孙有在北京某单位工作的。也有说张先生所藏的先世遗稿已捐赠北京某单位。鉴于我目前条件限制，只能在这里提供线索，敬请海内外有心和有力于此事者进一步探索。”后来，吴敢先生得地利之便，在他辛勤的查找下，终于访得多种张氏族谱，从中得到了一批有关张竹坡的完整而宝贵材料，为张竹坡的研究真正奠定了基础，令人敬佩而羡慕。这些有关版本、批评家的研究是直接关系到批评史的撰写的。但研究评点不能脱离正文，所以我也是较为认真地读了全部小说文字。当我读完全文，使我心灵上很受震动。使我震动的不是《金瓶梅》那些淫秽的文字，而是它的暴露社会的广度与力度，深深地感到在中国文学史上没有一个作家有如此深邃的眼光来解剖中国社会的痼疾，确认它是一部难得的奇书。正在这时，刚创刊的《社会科学战》发表了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一文，在学界很有震动性。那天晚上睡觉前我坐在床上翻了一下，觉得他力图证明《金瓶梅》原本是干净的用意是可以理解的，但根据是不足的，第二天就写了篇《金瓶梅原本无秽词说质疑》，从此就走上了研究《金瓶梅》的道路，为这部书，写过专著，作过点校，编过辞典，做过翻译，撰写了一批论文，几乎涉及了方方面面。前不久我统计了一下，一共发表了有关《金瓶梅》的文章有60多篇，主要可分为五类：
《黄霖说金瓶梅》，黄霖著，中华书局2005年版。
1第一类是关于《金瓶梅》的价值论。我在《黄霖说<金瓶梅>》的勒口上曾经写过这样一句话：“尽管姓黄，却未曾戴着黄色眼镜来读《金瓶梅》，倒是想：长期被人看作‘不正经’的<金瓶梅>何时能使普天下都承认它名副其实地姓‘金’”。概言之，就是“《金瓶梅》姓‘金’”，也就是说它具有奇特的、重要的社会价值与艺术价值。它之“奇特”，不仅仅在小说艺术表现史上有着全方位的创新，而更罕见的是，并没有一般地去描写世情，反映现实，歌颂真美善，而是难得地用犀利的解剖刀深度剖析了社会的假丑恶，痛砭了几百年来中国社会的痼疾，直刺了芸芸众生的人性疽痈，因此到今天，它仍然有撼人的警世醒世之力。它使人们深感到像西门庆、乃至如高杨童蔡“四个奸臣”等在相当历史时期内是死不光、绝不了的。它能警醒国人如何去铲除腐败，创造美好的明天。因此，我后来又说过“要将《金瓶梅》当作一部反腐经典来读”，“《金瓶梅》是社会腐败的警世通言”。这样的一部小说，不是中国文学史上十分难得的一块闪闪发光的金子吗？
第二类是有关《金瓶梅》成书与问世的考证文字。这些文章虽然关涉到小说成书是“世代累作”还是个人所作，以及问世的年代、初刊的面貌等问题，但其重心是关于成书时间的探讨。我通过用《忠义水浒传》一部小说来考证《金瓶梅词话》这另一部小说的一些问题，以及排比小说中所用的干支、挑出凌云翼这个人物的情况来考证小说产生的年代等，都是独出机杼的。经过多方论证，认为这部小说约在万历20年前后开笔写作，由一人为主，在仓促间完成的。这一论断是在吴晗先生认为成书“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的基础上，更缩小了范围。成书时间的论定，将直接关系到作者问题的考证，当然也影响到作品的评价。
《金瓶梅资料汇编》，黄霖编，中华书局1987年版。
3第三类是讨论版本问题。由于我是搞文学批评史出身的，所以首先关注的是有评点的张评本与崇祯本。前面说过，我最初阅读的是张评本，只是发现了有回评与无回评的不同系统等，无多创获。后来关注了崇祯本，几乎遍阅了现存国图、北大、上海、天津及日本的各本，梳理了崇祯本各本之间的关系，认为二字行眉批本可能是最早的崇祯本，印有“原本金瓶梅”的日本内阁文库本与东洋文化研究本的三字行本，及由此而来的刻印粗劣的首图本均不可能是“原本”，其改评者也不可能是李渔而可能是冯梦龙。后来又与梅节先生等讨论了词话本与崇祯本两者的关系，力主两者是“父子关系”而不是“兄弟关系”。2011年后，有机会先后翻阅了半个世纪来无人一睹全貌的现存三部词话本中的二部，可知中土所藏台湾故宫博物院本为最佳。日本影印“大安本”的工作是认真的，但匆忙之中也有不少瑕疵。台湾联经本并非据台北故宫原本所印，由于工作粗疏，随意增改，故其批语部分严重失真，然其正文部分还是强于本无批语的大安本。而联经本在套印批语时的缺漏、色差、移位等问题，实际上都是由于照搬了古佚小说刊印会本而造成的。由于受到上世纪三十年代照相技术的限制，当时用黑白两色摄下的底片本来就是有许多地方模糊不清或根本没有成像，再加上影印者对批校文字的轻视，这就使研究者长期所用的词话本的老祖宗——古佚小说刊行会本与生以来就帶着许多毛病，从而使以后大陆、香港、台湾据此影印的所有词话本都带上了这一胎里病。因此，当下真正用台湾故宫博物院藏本来影印就显得十分迫切而必要了。然而，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某些管理人员的理念比较滞后，到现在还不让读者拍一张原本的照片，只是用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胶卷来糊弄人家，即使据古佚小说刊行会的胶卷印出几页，还要用种种莫名其妙规矩来加以限制，令人觉得有点可笑。因此，尽管我三次去那里看书，阅览室管理员们的热情与敬业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这里最后留给我的还是遗憾。
《金瓶梅讲演录》，黄霖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4第四类是作者的考证。1983年，我在搜集小说批评资料的时候，发现了《开卷一笑》中的《祭头巾文》等，就此顺籐摸瓜，写下了《<金瓶梅>作者屠隆考》，吹皱了一池春水。否定者有之，赞成者也有之，甚至有人写成专著，维护我的“屠隆说”。我自信也比所有“作者说”高出一筹的是，不仅仅是找了一些书中的内证与作者生平特点等外证来推测作者是谁，而且是确实找到了证据说屠隆是“笑笑先生”，在内外证之间有一种联系。当然，“先生”尽管与“生”义相通，但毕竟并非完全一样。即使完全一样，要证明此笑笑生即是彼笑笑生也并非易事。所以，我自己也从未将它看成是铁论，认为目前也与各家一样，都缺少“临门一脚”，故开始时写了一些答疑文章，后来就决定在没有找到铁证之前再也不谈作者问题了。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各种各样的作者新说还是层出不穷，且大都是以附会、想象为主。这就引起了一些专家的反感，认为《金瓶梅》作者的研究成为一门“笑学”，甚至对作者研究全盘否定。处于这样的两难之中，我认为对于探寻《金瓶梅》作者的热情还是应当支持，因为即使没有找到直接的确证，但只要研究者能自重，能慎言，多怀实事求是之心，力去哗众取宠之意，从真实的材料出发，经过合理的推测所得出的种种“可能”，也必然包含着或多或少的成绩，对于推动《金瓶梅》乃至中国古代小说与古代文学的研究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因此“笑学”不可笑。最近读到了张铉先生《新见《程氏墨苑》中“笑笑生”史料考》一文，说到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州墨商程大约编纂的《程氏墨苑》中有一封彭好古寄给程大约的信，写信的时间是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六月二十日，信中提到有个“笑笑生”的朋友正在杭州。尽管张先生详细地论证了这个“笑笑生”很有可能是屠隆，但要真正落实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不过，不管怎样，这个发现十分重要，至少说明此时此地确有一个“笑笑生”，“笑笑生”其人并不是在虚无飘渺间。
5第五类是关于《金瓶梅》与古代世情小说论与《金瓶梅》研究史。在有关中国小说批评史的研究过程中，我认识到了正由于《金瓶梅》的出现与对《金瓶梅》的批评，形成了中国古代世情小说论的一些主要观点，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产生这些比较充分、成熟的世情小说论。同时，我在进行中国小说研究史的编撰过程中，也梳理了中外研究《金瓶梅》的历史，从中可见长期形成的《金瓶梅》研究的一些基本问题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的不断深化。这两个问题，都与我的本行中国文学批评史有关。我一直说，我搞《金瓶梅》研究是业余的业余，我的本行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因搞小说批评才搞上了小说，搞小说而搞上了《金瓶梅》，因此，我最后还是归本，将《金瓶梅》的研究与中国小说批评史联系起来。实际上，我不但在搞《金瓶梅》研究中，而且在搞其他小说研究时，也大都是与小说批评的研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
《金瓶梅鉴赏辞典》，黄霖等著，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版。
在以上的研究过程中，我所追求的是，不仅仅是去赞赏《金瓶梅》在中国小说艺术史上的全面创新，而是更致力于去张扬它对于世道人心的当世价值；我所追求的是，在每一个基本问题上都有自己的看法，且努力去用一些或自己发现，或首次引用，或亲自目验的材料来加以支撑；我所追求的是，关系到《金瓶梅》研究的诸多主要方面，相互联系，自成一统，而不是只抓一点，无限想象，自说自话；我所追求的是，论与考与史并用，内学与外学兼顾，不走华山一条路；我所追求的是，不媚俗，不附势，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一个学者应有的风骨与治学的格调，特别是对待这样一部比较特殊的书。当然，追求只是梦境，结果要看实绩。
吴敢先生在他最近出版的《金瓶梅研究史》中概括说：“黄霖的《金瓶梅》研究成果，有专著4部，编译9部，校注2部，论文64篇，内容涉及金学的主旨、成书、版本、作者、评点、艺术、续书，与刘辉、王汝梅一样，是名副其实的金学全能。其金学成果数量仅次于魏子云。黄霖受命于金学危难之际，创建了金学中兴之功，继刘辉之后，为中国金学的旗帜。”但我还是稍有一点自知之明，深知自己的一些论断还缺乏坚实的基础，面对着一些本来就是云里雾里的东西，往往是遇难裏足，浅尝辄止，故其真正的收获是一句话：“多乎者不多也”。
《黄霖先生七秩华诞师门同庆集》，陈维昭、罗书华、周兴陆编，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
如今，我已跨过了“七三”一坎，人已老，珠亦黄，好在尚能饭，心还明。望淡天空云卷云舒，时移世转；看透庭前花开花落，物是人非。回首往事，难忘曾经有过的朗朗乾坤；向往未来，盼望有个更美的清平世界。相信总有一日，在我们中国的学术园地里，风和日暖，土肥水足，能看到千红齐欢，万艳共笑，花香四海，光耀五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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